前言

　　辽代（契丹）与唐朝、五代十国、宋代以及渤海和日本都有关系，可以说拥有契丹文字，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并作为崇拜佛教之国而广为人们所熟悉，留下了以辽宁省朝阳市的北塔和内蒙古自治区庆州的释迦如来佛舍利塔（通称“庆州白塔”）为代表的几座佛塔，并发现诸多供品。这些文物在展现辽代佛教情况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辽代的工艺技术及其特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唐朝、五代十国、宋朝等与辽代进行过交流的广大地区的工艺品进行比较和探讨。

　　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和文华馆藏品的考察，对辽代小型佛龛的特征进行考证。在大和文华馆收藏的“金铜板佛”（图1）的金铜板表面刻有浮雕佛像，背面线刻唐草纹的植

　　物。铜板表面的四角突起，据推测为安装门扉的连接部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作品原本为板状的厨子。板子上部为殿阁状的屋顶形状，可以认为象征着安置佛像的大殿。

　　我想指出的是，该作品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唐朝的，而仿照着大殿的金属小型佛龛的形状以及尊像的图像却被认为具有辽代的特征。

　　一、有关大和文华馆所藏“金铜板佛”的先行研究

　　昭和二十五年（1950），该作品列入大和文华馆的藏品时，就已经将其视为唐朝作品。在此之前，曾有村田靖子的两篇考证论文[1]。这些考证认为，大和文华馆的藏品，

　　表面为表现《华严经》中卢舍那佛和千佛显密同在的图像，背面有作为装饰的叶蔓草花纹。作为宫殿形平厨子类的藏品，可以列举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图2、吐鲁番出土、10×8.5cm、10世纪）[2]以及背面结构略微有些不同的个人藏品（图3、高14.7㎝、宽11.4㎝）等，按照建筑样式，对殿阁型的屋顶进行了详细比较和考察。鸱吻的鸱尾以咬合的形式出现，始于晚唐至辽代，根据与这些同类品在表现上的差异，村田得出结论，认为大和文华馆的藏品为唐朝的10世纪，个人藏品为辽代10到11世纪。

二、形状

　　根据此前的先行研究，我想对大和文华馆藏品的细节进行确认。首先，就形状来讲，它属于铸造的楼阁型铜板，在表面的四个角落、外框的上下部分有与铜板一样铸造的“C”字型的凸起。突起顶端的形状各不相同，高度也不一定，四个部位的上部都有部分缺损。并且，外框处铜板的两个侧面和底面比铜板表面厚。底面（图1—3）的中央部分凸起，可以认为是折柄的一部分。在其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圆形的孔，一边用铜镶嵌。设置台座上的枘孔，估计是将柄插入孔中或者是夹入木板类并进行固定后竖着使用。关于圆形孔，我个人认为在把柄破损后为与台座连接，而将木棒插入，这是一种再设置。

　　曾为辽国领土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野猪沟乡盖家店村出土的“庑殿式铜佛造像牌”（图4、辽代、高25.9cm、宽18.5cm）[3]，采取在仿照殿阁的铜板上表现佛像的形式，有短柄和凸起等结构，在同类藏品中与本作品最为接近。四角的凸起处的孔为打开的环状，可以认为保留了大和文华馆的藏品“C”字型凸起的原始形式。表面的图像以转法轮印的释迦如来坐像为中心，莲花座下部以看似二龙王的尊像支撑莲台的形式来表现，下方右侧可见到僧人形象，左侧为端坐在莲台上的菩萨（可能是左手持经册的文殊菩萨）。图像结构虽然完整，但在尊像表现力方面，其面部与身体相比略微大些，从整体上来看体态呈圆形，给人一种稍显质朴的印象。上方左右两侧有树木（是不是娑罗双树呢），从天盖上降落下来的云层上还有一位合掌的人物。背面刻有左手持净瓶的观音菩萨坐像，观音像和莲台的轮廓线为半浮雕。观音面相以面部造像为主，观音的上部刻有棕叶饰文，台座下雕刻着祥云。

　　包括其它藏品在内，伴有门扉的实例目前虽然还没能确认，不过吐鲁番出土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也是铜板上部雕刻着屋顶，从两端与大和文华馆藏品有同样的凸起来看，在这些浮雕佛像的板子和门扉四角所设的环形凸起反复重叠，并通过木棒连接，可以认为这种结构是板状厨子。

　　村田作为同类品列举的个人收藏品，在四角的环形凸起中，有一处缺失，三处保留了下来。板子下部的截断面，即“コ”字状的底部可见到“L”字形花纹的凸起。图像表面雕刻着看似药师如来的坐像，如来丰满的面部浮现出安详沉稳的表情，并细致地描绘出衣纹线。背面造型却与大和文华馆的藏品以及“庑殿式铜佛造像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不同，它不是平的，表面雕刻有佛像的部分凹陷下去，没有雕刻花纹等等。板子下部的结构以及背面的造型与其它板状厨子不同，并且，给人的感觉是如来头部偏小，通过衣纹线等细节描写所表现出来的精细造型与辽代“庑殿式铜佛造像牌”等有些差异。关于制作地点和制作年代，我想等板状厨子的类似藏品增加之后再予以探讨。

三、图像

　　接下来，我们观察图像，该作品的表面用边框线区分，中部下方为大日如来，许多看似如来的小坐像围在四周。边框线以及佛像采用浮雕，大日如来的衣服边以及莲台的花瓣刻有细细的斜线。大日如来为头戴宝冠、手结智拳印的金刚界大日如来的形象，端坐在从下边延伸出来的莲台上。面相略微有些浮肿，体态圆满丰腴，宝冠上垂搭下来的缯带的顶端以及衣服、莲台等处刻有衣纹线和带有花瓣的细线，却很厚重，有力量感。在大日如来的轮廓内不论身后圆光的内外到处都填满了鱼子纹。作为该佛像的特征，如在头部的光晕两胁，其尖端又分为三叉，呈现出漩涡状的灵芝云，从宝冠垂搭下来的缯带在肩两侧打花结等。四周的小坐像全部保持同一种姿态，结跏跌坐于莲台之上，舟型的身后圆光为放射状。整座佛像表现为六段共计三十尊。并且，外轮廓表面用鱼子底纹雕饰着蔓唐草文。

　　背面线刻一枝植物纹样，余白处填满了鱼子纹。植物纹样以折柄为起点，枝条左右对称扩展开来，几乎覆盖了整个背面，在向上部伸展着的鸱尾背面，左右两侧分开的枝条高高耸立，格外醒目。没有花和果实，叶子的形状有两种，即顶端犹如“心”型的上部分一分为二的形状与旋转成巴型的形状交替出现，枝条上描绘着柔和的水波纹。

　　大日如来的图像，经确认几乎与“石造五重舍利塔”（图5、西安侨盛公司所藏、辽代、十一世纪前期）[4]中的大日如来像完全相同。本舍利塔塔身呈八角形，由八块板组装而成。各面的边沿带一定厚度，用镶板框住，表面上佛像表现为半肉雕刻（浮雕的一种），在中段屋顶下层的一面确认有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头戴宝冠，结智拳印，结跏跌坐于从下边延伸出来的莲花台上。从头上分为三叉，类似漩涡云状的向左右延展，在顶端分开来。而且，从宝冠垂搭下来的缯带在肩两侧打花结。这些也是大和文华馆藏品（图1）中所认可的大日如来像的特征。金申先生已经指出这些图像中所见到的通用的缯带的花结，被认为是辽代金铜佛和经典中表现菩萨的要素[5]。还有，“石造毗卢遮那佛坐像”（图6、辽 重熙四（1035）十一(1042)刻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省朔州市的佛宫寺释迦塔（统称：应县木塔、由辽第七代皇帝兴宗的外戚肃孝穆于清宁二

　　年：1056年建立）中发现的辽代木板《大法炬陀罗尼经》贴边画（图7）的大日如来除了有缯带的花结之外，朝阳北塔的天宫内、辽代重熙十三年（1044年）供奉的金制舍利塔（图8、高11cm）[6]的塔身上雕刻的佛像中，强调了缯带的花结，佛像背后涌现的灵芝云延展到身后圆光的左右上方，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辽代佛像的表现形式。大和文华馆藏品同时具备这些表现形式，可以说具有辽代图像上的特征。

　　可以看出，在大和文华馆藏品的表面，大日如来像的周围并排放置了同样形状的如来坐像。可以认为这是在表现“千（体）佛”，四世纪左右的巴米扬石窟，以及新疆和敦煌莫高窟第四二七

　　窟（图9、隋朝）等甘肃省的石窟中也能看到。“千（体）佛”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现世出现的千佛，“贤劫千佛”。作为板状佛龛所表现的实例，除了砖制的“如来形砖佛”（图10、隋～唐时期，9.5×6.5㎝、厚1.6cm、大和文华馆藏）之外，还有“千佛砖”（图11、中国浙江省台州市灵石寺塔天宫出土、甲戊岁（974）铭记、26×20×厚3cm、黄岩区博物馆藏）、金铜制的“千佛板”（图12、唐～五代十国时期、浙江省金华市万佛塔地宫出土、7.3×4.4cm、浙江省博物馆）等，以及在江南发现，并在先行研究中作为同类品的内陆吐鲁番出土的藏品等等，是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千佛砖”（ 古同“砖）（图11）中，在砖的表面上下两段各有五座，共计十尊如来坐像，呈现浮雕状，上方左右两端可以看出有“千佛”的翻转文字。这些表现 莲花台上结跏趺坐的如来坐像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手指被衣服包裹住，没有表现出印相。大和文华馆藏品中的小坐像的表现也与此相同。吐鲁番出土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其表面仅仅刻有千佛的浮雕，共计三十尊，背面线刻毘沙门天像。四角有突起，可以见到与门扉连接部的痕迹。虽然制作地点还不能够断定，但是考虑到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也包含契丹文字，以及这是一件流入日本的辽代文物等因素，可以认为这些作品也有可能是在辽代制作的。

四、结语——从辽代的板状佛龛中见到的特性

　　综上所述，我们以大和文华馆的藏品——“金铜板佛”的属性为中心，对辽代的板状佛龛的特性进行了考察。由此，可以认为辽代特别是十一世纪前期，其表现特征为在菩萨和如来像的头部光环两侧，顶端分为三股类似漩涡纹的灵芝云延伸出来，从宝冠上垂搭下来的缯带在肩两侧打花结，同时，体型丰腴、厚重的佛像和服饰以及莲花台等等具有重量感的表现也可以称其为特征。

　　关于与大日如来四围的千佛组合，根据辽代翻译出的密教经典《妙吉祥平等祕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宋契丹国师慈贤汉译[7]、大正藏1192），辽代曾流行着大日如来与过去七佛的组合[8]，可以说这是这种组合的背景。前文所讲的供奉着金制舍利塔的朝阳北塔以及因辽代兴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发愿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建成的庆州白塔均采取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尊像结构。关于大和文华馆的藏品，是否可以认为千佛象征着过去七佛，而与大日如来同时表现出来的呢。图像可以说反映了辽代佛教的特征，不过对于图像内容以及使用方法等等仍有必要与同类藏品作进一步的考察。

　　从现存实例来看，我认为殿阁型的板状佛龛不单单是辽代才制作的，大和文华馆的藏品已经明显确认具有辽代图像及其表现上的特征，可以说是在辽代十一世纪前期的作品。近年来，已对许多辽代的佛教工艺做了公开介绍，对其样式和技法，我想今后仍将反复进行研究。

　　作者：大和文华馆学艺部泷朝子

　　（李玉梅译）

　　[1]村田靖子：《关于大和文华馆的唐代金铜板佛—宫殿型平厨子与千佛》，《大和文华》109号，1993年。村田靖子《中国的宫殿型板佛新例—与大和文华馆藏品相关》，《大和文华》123号，2011年。

　　[2]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风格与丝绸之路美术展》，1969年，151图。

　　[3] 《辽上京文物撷英》，远方出版社2005年。

　　[4]金申：《海外回流的五重舍利宝塔的内容和制作年代》，《金申趣谈古代佛像》，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5]参照注4。

　　[6] 《辽代符牌考释图说》。

　　[7]慈贤（印度僧人）汉译经典中，除此之外，还有《佛说如意轮莲华心如来修行观门仪》（No.1090）、《妙吉祥平等瑜伽祕密观身成佛仪轨》（No.1193）、《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No.1194）、《金刚摧碎陀罗尼》（No.1416）.

　　[8]杭侃：《辽中京大明塔上的密宗图像》，《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年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