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的传入与声明   

　　早至奈良时代，禅宗便既藉由很多人传入我国，但是由于都没有承接法脉，所以时过不久便致失传。至镰仓时代，荣西传承黄龙派禅，以此为禅宗传来之始，所以，声明也是此后之事。因此并没有像天台声明、真言系统声明那样具有古老的传统。在传入日本的佛教宗派中禅宗属于最新兴的佛教，可以说正是禅宗刷新了镰仓时代之前的佛教。

　　从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禅宗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在中国，宋王朝衰落，新兴的元正积蓄强大势力，逼近南宋首都杭州，宋朝正处于濒临灭亡的边缘。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北宋为元所逼迫，迁出首都开封（河南省），向东迁移，定杭州为首都。故而当地的禅门与政府交往密切，所谓的“五山”制度得以制定。所谓五山制度就是仿效印度五精舍，政府指定当时具有最高寺格的五座寺院，并给予特殊保护、管理的制度。五山在受到政府管理的同时被赋予了各种特权，渐趋强盛。所谓五山即

　　第一位径山兴圣万寿寺（杭州）

　　第二位北山景德灵隐寺（杭州）

　　第三位太白山天童景德寺（宁波）

　　第四位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杭州）

　　第五位阿育王山广利寺（宁波）。

　　此五山都集中在浙江省东部。之后传入我国的临济宗声明，皆是由此五山发展传播而来。而且，此后，此五山制度也在日本逐渐形成。

　　二、南宋禅的传入   

　　随着元势力的不断壮大，南宋国内政局极度动荡。因此，在此期间，从宋末至元初时期，很多高僧离开动荡的中国远赴日本寻求新的活路。我国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传入的宗派达四十六传，有二十四派之多。

　　自荣西回国以后大概一百五十年间，主要有二十四位高僧大德，或者赴其他国家传回禅，或者其他国家的宗匠来到日本传播禅。这些统称为禅门二十四派。此二十四派将另页揭示。

　　从镰仓时期至南北朝时期，有十四位来到日本，有十位回到日本，不断地为日本宗教界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从镰仓时期至室町初期，禅宗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于是，与成为各宗派祖师的大德一起，宋朝所传承的独特的声明理所当然地也被传来。

　　三、禅与声明   

　　然而，关于我国的临济禅，各宗派也并不一定正确地传承了其声明，这一点也应该是事实。因为实际上这也与禅宗的宗旨有关。

　　梁普通元年（520））九月，有一位印度僧人抵达中国广东省广州湾。这位来自印度的外来僧人正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也就是达摩大师。当时的中国佛教，致力于经论的研究演说，致力于建寺院造佛像，但是这些并未传佛之本心，只是在表面上做功夫，不知佛之本心而最终不了了之。因此，为了扫除这种学说风气，传播空无所得的实修禅，达摩排除万难来到中国。

　　不同于当时华北佛教甘于因袭守旧的伽蓝佛教，达摩大师一派完全不与这些国家权力联结，始终强调通过实修体验，在现实中专心置身于修行，直达开悟境地。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些愿心坚固的求道者，形成了非官方的修行团体，逐渐具有一定实力，成为对现有官方宗教的批判势力。他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鲜活生动，不为外物所缚，呈现出自由自在的方式，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各自亦全身心地活在每一个当下。以下文字最能表达达摩大师的该宗旨：

　　“不立文字”（不确立文字）

　　“教外别传”（不依靠经典）

　　“直指人心”（直指人心本身）

　　“见性成佛”（自觉自己的心性就是佛性）

　　因此，必然没有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更没有必须礼拜的佛像。禅宗是没有固定教义，也不需要佛殿的宗教。师父传法给弟子，虽说是传灯，但是如果弟子认为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而拿去烧掉的话，师父会非常高兴。师父在自己临死之际会留下“不要守我所教”的遗言。基本上与平常的认知相去甚远。

　　禅的宗旨除了认识真正的自己、真实的自己之外别无他物。我们为物所缚，执着于语言文字，把自己牢牢束缚，痛苦烦恼到丝毫动弹不得。禅的教导就是让大家通过实修将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体会到回归本真的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禅宗寺院中的各种规矩规定，全部都是围绕着如何见性成佛而制定。因此学习经典论述、举办各种佛事活动、诵经都成为次要、次要之次要之事。自古以来禅门中就有“一扫除二信心”的说法。说的就是有时间诵经倒不如去扫除。所以禅门中自然只留存了最低必要限度的诵经习惯，要求复杂律吕的声明竟然没有传承下来，这也是实情。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禅宗也不可能不读诵经典。因此，作为传播佛教教义的一部分，修行法要时，传承与之相应的节奏，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这些在日常的法要仪式中几乎多采用非常简单扼要的节奏。

　　前面所述的日本禅宗二十四流派，到了江户时代，其大部分已经法脉失传。现在唯有大应派一派得以传承，大应传给大灯，大灯传给关山，传承着日本唯一的临济禅法脉直至今日。

　　四、丛林与林下   

　　正法虽然失传，但是伽蓝法却得到传承。临济宗十四派的本山至今也还在传承伽蓝法。临济禅的传承大体分成两个系统，一个被称为“丛林派”，另一个被称为“林下派”。丛林派是效仿宋代五山制度的日本五山系的一派。日本五山是由足利三代将军义满改革了镰仓时代以来历经几度变迁的五山制度，将南禅寺提至五山的上等地位而创立。最终的确定版如下：

　　第一位天龙寺（京都）

　　第二位相国寺（京都）、圆觉寺（镰仓）

　　第三位建仁寺（京都）、寿福寺（镰仓）

　　第四位东福寺（京都）、净智寺（镰仓）

　　第五位万寿寺（京都）、净妙寺（镰仓）

　　至德三年（1386）以来，其一直作为五山的基准沿袭下来。此中，京都的万寿寺和镰仓的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四座寺院已经不再是本山。

　　这些位于京都与镰仓的五山诸寺，在得到镰仓幕府及室町幕府保护的同时，因为受到幕府的管理，寺院的运营走向官僚化，根据幕府的公文告示，根据任期由下位提升至上位，所以逐渐忘记了实践性的禅修行，演变为只有仪轨仪式、文学和晋升等内容枯燥的东西，丧失了充满活力的禅法，最终被逼到了短期内法脉断绝的境地。

　　而林下派虽与丛林派一样同为中国传入的禅宗法脉，但却不像五山一派那样接受当时执政者的援助，甚至避开权力与统一管制，遁入地方的深山老林，一心刻苦修行。此主要指的是未列入五山的大德寺、妙心寺系统的人。林下派的人，因为处于幕府的统一管制之外，故而得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妙心寺系逐渐将全日本半数以上的临济禅宗的寺院纳入其派系，从而发展成为大门派。因此，声明、诵经的节奏等，也并非像五山系一样格调很高，而是被称为“江湖调”，任何人都可以轻松驾驭的节奏而得到普及。“江湖”意指江西与湖南，泛指普通的世间。关于妙心寺声明将另辟他文阐述，在此讨论五山系的声明。

　　五、相国寺的声明   

　　妙心寺的算盘、大德寺的茶人、东福寺的伽蓝、建仁寺的学问、南禅寺的官吏、天龙寺的武士、相国寺的声明，这些表述在江户时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各本山的特长，其中所提到的“相国寺的声明”，意思就是说，提到声明马上想到的是相国寺。此归功于相国寺实际的开山祖师普明国师春屋妙葩禅师（1311—1388）。因为他不仅精通于师父梦窗疎石（1275—1351）所传声明，自己本身也拥有清雅的音色。

　　相国寺的劝请开山梦窗国师，作为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之人非常有名。从广布在全国各地的国师造名庭可见一斑。国师也对丛林派的声明具有浓厚的兴趣。

　　《鹿苑日录》是为数不多的中世记录中的重要经典。其卷三之明应八年（1499年）五月十六日的条录中就有如下记载：“话及畠山左金吾去年升座事。曰。兴云石梁者一山俗侄也。而嗣干一山。甫来干本朝，与清拙梦窗定观音忏法之引曲者也。今之所讲者原乎三大老也。举此颠末云云”。据此可知，相国寺声明特色的“观音忏法”如下成立。当时，清拙正澄（1274年——1317年）承袭愚极智慧的法脉，于嘉历元年（1326年）受北条氏的邀请来日，先住在镰仓建长寺，后是建仁寺，进而是南禅寺，对我国禅宗界的影响深广。其与梦窗疎石交流，修习观音忏法会，由石梁仁恭（1266-1334））作曲而成。石梁仁恭是一山一宁（1247-1317））的俗家外甥。一山一宁曾奉元朝皇帝之命，为拓展友好互通来到我国，接受后宇多上皇的皈依后住于南禅寺。石梁仁恭跟随叔父一山参学并承接其法脉，作为其助手，与一山一起来到我国。到来以后，先是住在长野的慈云寺，后建立慈受寺并成为开山祖师，进而住福冈的圣福寺、镰仓的寿福寺、京都的建仁寺等寺院。晚年创建兴云庵并退隐，直至建武元年圆寂，一直在各个寺院为参学弟子教授声明，是临济系声明的优秀传承者，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家。

　　梦窗跟随石梁不仅学习了观音忏法，还接受了丛林必要的很多声明。然后，将这些悉数传给拥有清雅音色的法脉弟子春屋妙葩。春屋又将其发展为相国寺所具特色的声明。相国寺现存的声明，以观音忏法为代表，主要还有楞严咒、四月八日的佛诞会、八月一日的施饿鬼会等，每一个回向也都是非常优美的节奏。

　　足利义满与相国寺缘分甚深，据大原所传《鱼山声曲相承血脉谱》中记载，其在声明方面的造诣之深已达到足以与南之坊良雄三位弟子中的一位相并列的程度。这一方面证明了相国寺声明与大原声明之间有所交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义满对于相国寺声明的兴盛给予了重大影响。

　　目前残存在相国寺的近世寺院记录日志《参暇寮日志》百数十册，以及《役者寮日志》一百多册，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京都的各本山接受相国寺声明方面的指导，每次的礼谢金两人三枚银币，是相当丰厚的礼金。回程时还会送上几帖杉原纸，非常受到礼遇。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声明是以相国寺为中心。中世纪以来百数十年间掌管僧籍的相国寺，控制着所有禅宗寺院在五山的住持任免、法阶升迁、寺院领地的给予和剥夺等各项寺务，列于五山各大寺院之首的余韵吧。

　　现今在相国寺所流传的声明，是将春屋妙葩所传的声明，在永享年间（1429—1441）由塔头慈云院第二代师黙堂寿昭校订，该音谱一直沿用至今。其中的观音忏法为默堂和尚的力作，流传至今。

　　（杭州佛学院外语院  释若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