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释老志》云：“（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在这段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中，已经提到“写浮屠遗范”，意即抄写佛经。

佛经翻译作为佛教传播的重要环节，通常是是由古印度或者西域的高僧口述，由旁人翻译并记录润色，然后再抄录成文字，继续传抄复制（“写经”），以便佛经流通。由于写经的功用很多，比如诵习、传播、供养或者是做功德等，这些例子在敦煌佛教写经的题记里有很多记载，因此写经的规模逐渐扩大，由此衍生出被后人称为“写经体”的书法艺术。

早在东汉末期，日常应用的书体，已经由带波磔的隶书（“八分书”）和不带波磔的简率隶书，向行书和正书过渡。当时正书和行书的捺和横都含有浓厚的隶书的波磔意蕴，显得丰厚肥重，不过后来正书所特有的撇和钩已经出现。（《华人德书学文集》）

写经的字体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讲究工整，不能草率；但是为了传抄的快捷，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以取劲疾。因此佛教写经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日常书写的字体，再加以程式化，以此满足佛教抄经“既工而速”的需求。 

佛教写经蕴含了很多宗教元素。

首先，写经者需要在信仰虔诚的态度下抄写经文。例如，梁代僧佑在《出三藏集记·般舟三昧经记》中记载：《般舟三昧经》在东汉建安十三年（208）译成校订，“后有写者皆得南无佛。”也就是说，写经者在写经前后都必须“合掌稽首”称颂佛号；此外，写经者还要吟诵、供养经文，回向祈愿等等。因此，从一般意义来讲，写经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佛教修持的行为。

其次，写经活动从开始到结束，在整体上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比如，在日本正仓院文书就有详细记录，组织抄写一部佛经，首先需要对人员、时间、资财、分工等进行一系列严格又周全的计划：在书写经卷之前有“焚香沐浴”等仪轨，要恭敬抄写，方得善报；写经结束后，有“合掌稽首”等仪轨；此外，经卷的格式、插图、内外装饰、保存器具、保存空间，以及在佛事活动中的使用方式等，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这些都可以在佛经或者佛教仪轨中窥得端倪。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佛教写经的宗教意味。

尽管佛教写经有宗教性的要求，但是随着写经活动的大规模拓展，写经的人员逐渐从高僧变为沙弥，再变为书手；而书手又分为皇家书手，或者独立以佣书为业的书手。人员的庞杂，会导致写经的性质和目的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尽管写经与佛教徒虔诚之心有关联，但是不能说所有时期、所有人的写经都是如此。事实上，写经者本身就分为僧俗两众，更何况还有“以佣书为业的书手”这一类商业化形式运作的写经。

因此，写经作品里面本身确实包含宗教因素，但同时也包含大量的非宗教的元素，考察写经作品时应该注意区分。也许一位书艺高超的写经人，可能不带有宗教元素，但是并不一定会影响其笔下抄写佛经的质量。这样的例子可以见于两类实物：其一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一些习字写本，一些写经人甚至对汉字不甚了解，但是也可以“依样画瓢”地抄写经文；其二是西域的抄写文书，有的写经人只会汉文，但是他们书写佛经背面对应的“胡语”时，由于“工多艺熟”，依然可以抄写出工整的经卷。

概括而言，书写是一种技艺，在实际操作中甚至可以不需要懂得该种语言和文字，更不用说文字后面所表达的深层次意义，但是并不影响其写经作品的质量。厘清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上的写经作品。

其实，佛教写经只是运用了当时社会上已经长期存在的文书书写方式。比如，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儒家也有传抄经典的需求，因此早已出现了相应的抄写方式与习惯，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用于写经的字体，例如“秦书八体”（秦代通行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左书”“隶书”等8种书体。）“钟书三体”（即东汉书家钟繇所传的“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3种当时实用而流行的书体）等。可见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已经有适用于典籍传抄的字体，这些字体都被用于抄写世俗文书。而从敦煌出土的文书里面也有大量的世俗文书。

以上史实说明，写经体并非抄写佛经的专用字体，同样的格式、同样的字体，也可以用于抄写其他文本。显然，如果将“写经”局限为佛教抄写经卷特有的书法风格，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因此，佛教写经体所用的书法风格，实际上并不属于“字体”的概念，而是一种为了满足抄写篇幅庞大的文本时达到“既工而速”的要求诞生的“书法风格”；这些书法风格并不单一，是多种风格并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一定的变化，有各自的特点；佛教写经所用的字体与非宗教写本的字体并无差异，只是由于佛教文书留存的数量大，因此通常忽视了其他写卷。

综上所述，佛教“写经体”实际上就是根据写本的实际需求而产生的字体，可以称为“写卷体”。这样的需求包括：写本纸张的大小，决定了字体大小；写本的释读要求，决定了所用书体多为正书；写本迅速传抄的需求，决定了字体的用笔简便，以及程式化的书写方式。这也在写经作品的实例中得到验证：由于早期书写工具以及实际工作的要求，因此作品里面有很多特殊用笔，比如，“尖锋入笔”是为了提升书写速度，降低书写难度，用最便捷的方法把线条写出；“捺笔重按”，是汉简风格和隶书风格的遗留，再加上一定的书写工具因素而共同作用的结果。

“写卷体”根本来源仍然是当时主流的隶书以及楷书。而在传抄发展过程中，又在风格上发展出适合写本要求的字体。因此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功能性字体”。“写卷体”的风格发展相对稳定，是一种具有“内在程式”的风格——抄写时对照旧本照式抄写，以前人的经卷作为范本，因此书法风格被完整保留，且发展的进度区别于其他世俗文书的速度。

“写卷体”的风格发展与后来雕版印刷字体的风格发展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虽然细微处可以看出有颜、欧之别，不过这是整个时代的书法审美风气使然，但是整体风格依然是“功能性面貌”。当然，“写卷体”比起“雕版体”来说，虽然同样都是服从于功能性而产生的字体，但是“写卷体”在基本功能得到满足时，由于书写者在书写时的“不确定性”，以及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所以会掺杂一些时代风格。而“雕版体”则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制作性字体，在风格上很少有不确定的因素。

（作者潘灏贤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姜小溪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