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和平元年（460），高僧昙曜秉承圣命，于距平城16公里处的武州山开凿石窟，石窟依山雕凿，现存大小窟龛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作为皇家石窟的主持者，昙曜对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造像风格以及石窟的开凿理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存文献中关于昙曜的记载较为模糊，其生卒年、籍贯均不详。但根据文献可知：昙曜来自凉州，以禅业见称，并受到凉州太傅张潭的礼遇，可见昙曜在凉州时已是知名禅僧。后“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随着这次因战争而引起的东迁，昙曜从凉州来到了北魏平城。

最初，昙曜在平城受到太子拓跋晃的礼遇，据文献记载：“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下诏灭佛，“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之后，昙曜逃往河北中山。文成帝即位后，大肆兴佛复法，昙曜自中山被迎请赴京。随后，文成帝接受了昙曜的建议，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续高僧传》载：“（云冈石窟）龛之大者，举高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共千人……”

昙曜在开凿石窟的同时，还兼顾译业，翻译了十四部佛经，流传至今者七部。据《开元释校录》所载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大方广菩萨十地经》（一卷）、《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方便心论》（一卷）、《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杂宝藏经》（八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四卷应是先由昙曜与常那耶舍翻译，之后又由吉迦夜修正补充，所以由原来的四卷变为六卷。

昙曜作为云冈石窟的主持者，所译佛经对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杂宝藏经》。据考证，云冈石窟第九、十窟前后室的因缘故事，皆出自此经。《杂宝藏经》现存十卷，“延兴二年（472），（吉迦夜）共僧正释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现收录于《大正藏》第四册，属阿含部，主要讲述佛陀与弟子等的一百二十一个因缘故事，从内容来看可分为孝养、布施、教化、诽谤、斗诤、供养六个大类。

《杂宝藏经》中表现孝养内容的故事有13个，主要是通过故事告诫众生应当孝养父母，否则命终后会受地狱之苦。忠孝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自秦汉以来一直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正统地位。然而在古印度，佛教僧人不拜父母、君主，不娶妻、生子，这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矛盾。佛教东传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忠孝思想也逐渐被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杂宝藏经》中大量出现表现“孝养”思想的因缘故事，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向北魏信众宣扬忠孝思想，另一方面，希望佛教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因为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不仅是子对父的孝，还包括臣对君的忠。此经翻译的时间又恰好是文成帝复法之初，经历过法难的昙曜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故经中宣扬的“忠孝”思想，极有可能是为了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更好地弘法布道。

《杂宝藏经》中关于布施的故事有22个，讲的是信众为诸佛布施或是修缮寺庙、佛塔而获得果报的故事。布施是佛教“六度”之一，也是佛教发展的物质基础。北魏僧团领袖昙曜非常重视这一修行方式，通过因缘故事大力宣扬关于布施的果报，因为太武灭佛严重地影响了北魏佛教的发展，文成帝继位后，下诏复法，信徒的布施遂成为佛教快速恢复、发展的重要途径。

教化，是佛教最常用的弘法方式之一，故关于教化的故事在《杂宝藏经》中数量最多，共有45个。经中关于教化的故事大多是对外道进行教化，使其皈依佛教。太武灭佛的根本原因虽不是佛道之争，但灭佛之后，太武帝对道教大力提倡。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道教已成一定规模。之后，文成帝继位，虽大肆兴佛，但并没有限制道教的发展，因此，昙曜借因缘故事表现对外道的教化，应是希望外道皈依佛教，而经中教化国王的因缘故事，则更有针对性。

至于诽谤，一般指的是诽谤正法，故事中诽谤的对象均为佛教弟子或信徒。崔浩在太武灭佛事件中进谗，是该事件的直接推动者。昙曜特意选取此题材置于石窟之中，想必意在借用此经对诽谤佛教的人进行告诫：一方面表达对诽谤佛教之人的不满；另一方面告诫世人诽谤佛门弟子一定会得到恶报。

此外，昙曜将“斗诤”此题材放入云冈早期窟龛，似乎与提婆达多有关，提婆达多是恶比丘的代表，总是与佛陀作对，破坏僧团和合，昙曜此举意在提示佛教僧团在面对法难及法难之后的佛教复兴时更应注意僧众和合，团结一心，弘法度人。

《杂宝藏经》中还有供养类故事13个，经中宣扬供养，主要是希望信徒虔诚供养，为佛教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使佛教经久不衰。结合北魏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昙曜翻译此经颇有针对性，供养教义的传播和施行，更有益于太武灭佛后佛教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昙曜作为北魏沙门统领，不仅担负着管理僧团的职责，同时还是佛教文化发展趋势的掌控者。为促进佛教快速发展，昙曜一方面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佛教的发展状况选择需要翻译的佛经；另一方面，作为云冈石窟的主持者，昙曜不仅将西来文化融于石窟之中，更是将其所倡导的佛经教义表现于石窟之中。

由此可见，昙曜译经与石窟营造相得益彰，分别是北魏佛教文字与实物的记录。

高僧昙曜一方面想通过经文的流布使佛教得到北魏统治者、贵族以及世间一切信徒的支持，从而达到护法的目的；另一方面将佛经与云冈石窟紧密结合，使云冈石窟不仅作为皇家石窟而存在，更是成为了北魏社会史、佛教发展史的物质载体，流传后世。

[ 作者单位为云冈石窟研究院。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炳灵寺石窟汉传佛教艺术的调查与研究”（编号 2019jbkyzx012）、山西省科技厅课题《山西文化产业视角下的云冈石窟丝路文化研究》（课题号 2018041012—2）研究成果 ]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