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严五年(439)，北魏灭北凉，迁3万多北凉国人到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于是“沙门佛事俱东”。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后来担任北魏最高的僧官——“沙门统”，并于北魏和平元年至皇兴四年(460-465)在武州塞(云冈)主持开凿了5座为皇室祈福的石窟，是为云冈石窟开凿之始。

　　公元5世纪的平城，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据《魏书》记载，北魏时期，共有来自中亚、西亚等46个国家的109次的朝贡记录。这些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商人、僧人、艺术家以及各种工匠。很多人最后都定居在平城。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共同参与开凿了云冈石窟。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形成了云冈石窟独具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时至今日，在云冈石窟位于武周山山体东、西区的254个窟龛近6万尊佛教造像中，还可以看到1600多年前，那些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不同文化融合的景象。

　　从现今的研究来看，早期云冈石窟的开凿就有古印度僧人的参与。(常任侠：《云冈石刻艺术》)石窟是依山岩凿成的石室，在古印度，石窟是佛教重要的建筑形式。因此，很多石窟中的造像以及窟型、装饰手法等都具有浓郁的古印度风格，尤其是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尽管主像分别是按照文成帝、景穆帝、太武帝、明元帝、道武帝的形象来塑造，但是这些造像的形式更具“西来样式”，被称为“胡风浓烈”，堪称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代表。

　　早期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主要受到古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在佛像题材上，以三世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为主，造像风格多倾向于写实主义。在艺术形式上，主体佛像保留古印度佛陀造像通常采用的蓄八字须形象；面部圆润，广额高鼻，五官轮廓端整；体态丰满壮硕，形体高大；佛像袈裟的穿着方式为偏袒右肩式或者通肩式。在雕刻手法上，衣纹都采取浅雕的形式，纹路紧密，在视觉上形成“衣质轻薄、衣着贴体”的效果，佛像整体造型呈现出高贵冷峻的特点。在佛像装饰上，佛像采用身光与头光的形式，内圈是莲花，外圈则是由连贯的火焰形构成。这些都是犍陀罗造像艺术的显著特征。

　　实际上，犍陀罗位于古印度东北部，其艺术风格与古印度恒河流域的美术形式是“完全异质”的，在表现手法更多属于希腊、罗马化的艺术系统，因此犍陀罗艺术又常常被称作“希腊佛教美术”或“罗马佛教美术”。从这个角度而言，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也间接受到了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

　　在石窟形制上和装饰细节上，早期云冈石窟所体现的来自丝绸之路上其他文化的元素就更多了。

　　比如中部的第8窟(佛籁洞)，采用了古印度阿旃陀石窟(完成于公元1世纪-8世纪)中最常见的“支提式”和“毗诃罗式”型制，其特点为在窟室后部半圆平面圆心处造中心塔柱，这是古印度石窟艺术的常式，说明它保留了古印度僧侣绕塔礼佛的制度；门侧还刻有古印度的大自在天(湿婆)和毗纽天神像，雕刻技巧与造型都较成熟，这种题材在云冈石窟比较罕见。这些都是流行于古印度恒河流域的笈多艺术的显著特征。

　　中部第8窟中的6位乐舞伎身材肥短，表现了古印度古典主义审美情趣，与阿旃陀石窟壁画完全一致，而与云冈石窟中后来出现的身体修长、秀骨清像的乐舞伎造型完全不同。同样，中部各个洞窟中的飞天形象也是如此，与晚期云冈石窟中的“汉化”飞天相差甚远。

　　洞窟中变化多样的装饰性卷草纹源于希腊，经波斯传入中国；石洞的柱头是古代波斯式的装饰，这在中原地区的建筑、绘画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是由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异域的艺术元素。

　　而第9、10窟前还有仿罗马柱，窟内龛柱有古希腊式柱身，以及两个大涡卷形装饰的爱奥尼克式柱头，这些具有浓郁装饰风格的造型也都是源自欧洲的艺术手法。

　　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魅力，源自于它对不同艺术风格的融会，并且推陈出新，最终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造像艺术，“云冈模式”也因此被称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的里程碑。

　　早期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就表现出融合不同艺术形式的尝试，即使在犍陀罗艺术特征明显的佛教造像中，也不乏来自中原文化的元素。比如，第16窟的主佛像就与“昙曜五窟”其他石窟的造像风格有所不同，脸型和衣着的表现形式已经带有中原艺术的特点。此外，在石窟装饰图案中也有中国传统的龙、凤、螭首、饕餮等动物纹。而在皇兴五年至太和十八年(471-494)开凿的中期石窟和太和十九年至正光五年(475-524)开凿的晚期石窟中的佛教造像更是如此：脸型清瘦、身形颀长，衣着采取中国的朝服形式，窟室布局和装饰也采取中国形式，云冈石窟把古印度石窟窟室中的半圆平面改为方形中心塔，这种形式是仿制中国传统木构楼阁塔式，经后世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佛寺类型之一，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逐渐完成。

　　云冈石窟对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影响很大。继之而起的，如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巩县石窟寺、武安响堂山、义县万佛洞等等，其雕造艺术均肇始于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此后，这些造像艺术还传播到日本、朝鲜，云冈石窟因此也被誉为“东亚佛教艺术的母胎”。

　　云冈石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而产生的伟大艺术，“文化融合”堪称是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生动展现了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古印度、中亚等不同文明的艺术元素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不断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仲丛惠）

　　作者单位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本文刊《中国宗教》2019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