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国寺始创于北齐天宝六年（555年），其寺址原为战国时期魏公子无忌即信陵君之故宅，极富文化历史意义。寺院初名建国寺，后毁于战火。唐长安初年（公元701年），高僧慧云云游至开封，夜宿繁台，看到城内汴河有紫气冲天，天明徒步河岸，又见此地澜漪中有天宫影，参差楼阁九重仪象，如弥勒佛之兜率宫院，慧云随发愿建寺。后所督造的弥勒佛像，大放金光，照彻天地，巧合的是，唐睿宗于夜梦中感通宝像奇瑞，且灵应肇发，大有感悟。而为纪念自己由相王龙飞称帝，应其祥瑞，睿宗帝御笔赐名，对大相国寺以特别眷顾，使其极尽造化，风光莫比；另一方面，开封自古便为大梁故都，天下要冲，至唐代虽为河南道统辖下一地方单位，但自从隋代开通济渠以来，更为“水陆都会”而名扬天下，商贸和文化活动均十分频繁和发达，堪为地灵人杰。

      得益于古都开封优越的自然地理和壮阔的人文活动的上善因缘，大相国寺自创立之初便融入中国历史文化的洪流之中了，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雕塑家杨惠之、王温，文化巨匠李邕，以及当时京城第一琵琶大师善本长老的乐团传人虚真大师等，均为大相国寺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光辉的史迹。可以说，大相国寺自建寺之始，在帝王政治权利的直接关照下，加上源源不断的历史文化名人关怀的上善因缘，寺院不仅铸就了其独具秉赋的政治文化构架，更成就了其荟萃天下文化精英的文化胸怀，终以文化寺院而享誉天下，成为一方精神圣地。而基于寺院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伴随佛教的弘传而发展起来的佛乐，也自然与大相国寺的文化建设有着不解之缘。自寺院创建之始便有乐僧越仁大师、虚真大师在寺院演奏佛乐的记载。至唐天宝年间，大相国寺已出现完整的乐队，并于高僧在法华经开讲之前，敬献佛乐谢佛恩以吸引听众。到唐大历年间，寺院将向佛献乐定为制度，开坛讲经必由乐队献乐，以表庄严和虔敬。这一传统的形成也使得寺院开始注意对佛乐曲目的整理和收藏，这无论对寺院佛乐的弘传和建设，都有着重大意义。

      唐代承南北朝隆盛的法运，佛教盛行全国，并由华土开始外传东南亚诸国。大相国寺自经睿宗命名题额，在封建最高统治者大力维护下，迅即发展成为汴州最大的寺院。不仅如此，唐肃宗至德年间，经肃宗帝批准，河南道统僧录司设在大相国寺内，这使得寺院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这一变化，对推动大相国寺的佛教建设和文化建设，作用非凡。仅就佛乐而言，佛乐至唐代已发展为黄金时代，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唐代宫廷音乐中从七步乐到十部乐中，来自佛教国家或以佛乐模式建立起来的乐队竟达六、七部，可见朝廷对佛乐的喜好和偏爱。而借助朝廷的支持，佛乐的发展当然也更臻鼎盛。《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佛乐活动称“梵乐发音，惊天动地”，可谓盛况空前。正处上升阶段的大相国寺也不例外，此时不仅组建了专业的乐队，且在吸收古乐曲和舞曲来充实佛乐方面，也有着长足的发展。见诸多种文献记载，被誉为“华夏正音”的大相国寺大型佛乐变奏曲《驻云飞》，经由寺院专业乐僧的整理和创作，终于使这部古代乐曲演变成一部完整的佛乐作品。全曲共有六百一十九个小节，包括九个乐段，另有引子和尾声的散板部分。尤值一提的是，该曲采用许多不同的佛教素材和各种变奏手法，并用统一的佛乐风格贯穿起来，如佛日中天、普临天下，气势甚为博大、恢宏。从一定意义而言，象征佛光普照，降福世人的大型佛乐《驻云飞》的圆满问世。实为佛乐成熟的一个标志，其与当时唐代歌舞大曲相比也毫不逊色，或更有过之。此外，歌颂佛教天神摩诃迦罗的传统乐曲《耍孩儿》，以及《普庵咒》、《水先枝》、《柳含烟》等一大批系列佛乐也在此时汇集或创作于大相国寺，并由此传诵天下，仅唐崔令钦撰《教坊记》及明永乐年间《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目录》等音乐典籍，所载唐代大相国寺佛乐就达三十余首（部）。而能为诸音乐史籍所关注，可见大相国寺佛乐的影响和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