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夏丏尊先生曾这么评价：“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二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弘一大师入虎跑寺正式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是年九月，大师在杭州灵隐寺受比丘戒。在灵隐寺受戒的那段时光，他曾回忆：“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对它是很喜欢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去看过，但是总没有灵隐寺那么的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的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开堂大师父的。”弘一法师深感灵隐寺的慧明法师艰苦、忠厚笃实，很是感佩。夏居虎跑定慧寺，秋至灵隐寺，专事研佛，似乎成为了弘一大师出家一年的生活足迹。

　　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对于弘一大师的出家因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透过弘一大师的前半生，他在俗界的声望，以及在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的时代。他尝试“艺术救国”、“教育救国”，但最后毅然放下尘世，选择以出家的方式来救治当时民众的心灵，这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也正是非将相所能为的大丈夫之事。其实，大师已经在《我的西湖出家经过》一书中将他的出家缘由与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大师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痛苦的道路，这也使他觉得没有比皈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他的佛学启蒙和弘律的发心，与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20年弘一大师在杭州玉泉寺为《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深感印光法师的文句“如日历天，普烛群品”。同年6月，便开始研究律学。次年，弘一大师在玉泉寺披寻《四分律》，开始饱览诸位先师的著作。在此之后，弘一大师钻研《四分律》和南山律，著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等，为后世出家僧众提供了“以戒为师”的宝贵指导。

　　弘一大师倾心弘传戒法，是因为明白持戒的对象， 是对一切众生持的。众生无边，所以即便短暂的至心持受，也能获得无量的福德。持戒是修学佛法的基础，如果戒不能持好，那么佛法的修证就没有保障，就很难得到佛法的证量和益处。因此，受持戒法，不仅能够让我们在佛道的修行上得到增益，而且也能够因为清净持戒的殊胜，让善法增长，让恶法远离。

　　菩萨从大悲生，弘一大师正是明白了众生之所以有种种苦，就是因为不明白诸法背后的实相，却认为生灭不实的五阴为常、为我，从而固执己见，让染污之种生生世世不断现行，如是在生死大海中起起伏伏。

　　弘一大师留给世人的宝藏，早已与他的个人品格融为一体，成为了摄人心魄的人格魅力，恍如一盏明灯，照彻未来。无论是在温州庆福寺的掩关办道，在泉州、厦门等地讲律弘法，还是编写《护生画集》，他孤云野鹤只为弘法四方。弘一大师知行合一，殚精竭虑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等经典著作，并且他躬行实践、严守律仪，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被佛门弟子奉为中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成为了著名的佛教高僧。

　　弘一大师的晚年，正是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厦门运动会作会歌时，也大力号召“大家图自强”，请大家“把国事担当”、“为民族争光”。1927年北伐军占领浙江杭州，当时的激进分子没收寺院、损毁佛像等，引发社会激烈舆论。面对革命分子的尖锐锋芒，弘一大师挺身护法，与激进派人士座谈，赠送他们佛法劝诫的字画，晓之以情 、动之以理，告诉他们佛教功德对社会的益处，从而避免了更大的冲突。在他题写的诸多楹联里，其中泉州承天寺题联中写道：“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这足见大师爱国护教的拳拳之心。

　　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世界形势错综复杂，佛教的慈悲济世以及以戒为师的精神更具有普世价值。今天我们感怀弘一法师为佛教事业、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铭记祖师大德们秉持佛教慈悲和平的教义，积极致力于文明交流互鉴、信仰彼此尊重，民族和睦相处、国家和谐共存，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作用。

转载自《狮子吼》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