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疾疫高发时期。据有关学者统计，仅两汉时期就发生过四、五十次流行性瘟疫，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疫情频发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疫情频发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也因疾疫流行、战乱频发所造成的生命短暂、生死无常的残酷现实，使得人们从宗教中寻找精神慰藉。其中，佛教一些治疗疾疫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病痛，救活了不少感染疾疫患者的生命。这也成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主要探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疾疫的认知及佛教对其的认识和纾解。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疾疫类型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疫”乃“民皆疾也”之意。但其只是统称，泛指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实际上，中国古代对一些具体的“疫”都有专门的称呼，而这些林林总总的“疫”，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有了专门的表述。

　　1. 瘴。有研究者认为，瘴疾主要是指疟疾，特别是恶性疟疾。也有的认为是痢疾、霍乱等亚热带传染疾病。笔者认为，所谓的瘴疠之气应该是对南方暑热天气和水汽的水土不服所产生的多种疾病，其中包括血吸虫病、疟疾等。

　　2. 疟。一种寒热交替的酷虐之病。这种病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广泛流行，人们备受疟疾的折磨，却苦于找不到病因，也没有有效的对治手段，因此，将其归结为“疟鬼”作祟。“疟”在古代有时也泛指较重的疾病。

　　3. 疠。《释名·释天》云：“疠，历也，病气流行，中人如磨历伤物也。”《说文解字》则曰“疠，恶疾也”。综合古人的各种解释，可知“疠”乃癞病，即麻风病。

　　4. 伤寒。有研究者认为，古人所谓的瘟疫就是伤寒。有研究者通过对《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医书》《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等汉代竹简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国古代，伤寒就是一种具有致命性的流行疾病。

　　5. 注。据汉代刘熙的《释名·释疾病》所言：“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夕气相灌注也。”这种病是由死者的尸气感染活人而得的病。因此，也被称为“尸注”“鬼注”。古人把这种病看作是尸体、鬼精、蛊毒所导致的，在汉代就有流行的记载，到了晋代仍很普遍。有研究者认为，注病就是今之所谓结核病。

　　6. 牛疫。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又据《后汉书章帝纪》记载，汉章帝建初四年，“冬，牛大疫”。牛疫指牛的瘟疫。王充在《论衡恢国》中也记载了“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的灾情。

　　此外，对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疾疫，很多学者也通过现代病理学进行了分析。如赤壁之战时期曹军所染的疾疫，多数学者倾向于斑疹伤寒说，但也有学者提出血吸虫病说、疟疾说、鼠疫说等。

佛教对疾疫的认知与治疗方法

　　佛教三藏的所有内容都涉及对心的医治与调适，而其中一些经典则专门针对祛病而说，如《佛说佛医经》《佛说医喻经》《佛说九横经》《佛说疗病痔经》，此外，还有一些与此有关的修炼法门和咒语等。

　　对于疾病，佛教依据因果业报论和“四谛”“八苦”“四大”“五蕴”等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佛教强调三世因果与业报，认为“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病苦为人生的“八苦”之一，具有因果报应的含义。在佛教的理论中，人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物质基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则统合身心。因此，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佛教强调一方面要从因果的角度，反省忏悔往昔的恶业，改恶从善，在因地上断绝使人患病的种种因素；另一方面要从“四大”“五蕴”入手，开展具体的治疗工作。对瘟疫这种不善“共业”（即众人共同的经历），也须如此。

　　正因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把造成人生苦难的原因归之于自身，认为一些看似无法控制也无法改变的客观现象实则是人们可控的主观原因引发的，因而对人们因疾疫而带来的，对未来的恐惧不安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从而采纳佛教的方式进行疾病疗愈。加之佛教经律认为病人为“八福田”之一，并将“看视病人”的内容写入其比丘（尼）戒和菩萨戒中，使之成为出家僧众和受菩萨戒者的行为准则。据《高僧传》卷八记载，僧人释僧远路遇罹患疫情、几乎无生还希望的病人，除了“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更是“敛死抚生，恩加骨肉”，予以亲人般的救治。这种慈悲济世的精神，使得佛教信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并得到广泛传播。

　　根据史料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僧人都曾通过持诵经咒、施予医药等方法治疗过疫病。早期印度僧人前往中国传法时带来的一些药物和方剂，也被我国医家学习研究并应用到临床，记录到医籍中供后人学习。《高僧传》卷十记载，西晋太康九年，僧人诃罗竭在洛阳时，“疾疫甚流，死者相继”，于是“竭为咒治，十差八九”。又据《高僧传》卷五记载，东晋时僧人法旷“既少习慈悲，兼善神咒。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

　　一些寺庙还设立大药藏，对患疫病者施舍医药。据《续高僧传》载，南朝陈时期，疫灾流行，大市寺僧慧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

　　当然，佛教也不乏一些对现代人来说具有神秘色彩的疗愈方法。如《高僧传》卷十记载，洛阳大安寺的安慧曾以神通感应，获得神水治疗疾疫。此外，《二十四史》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及一些佛教典籍中也记载过一些王公贵族及平民百姓通过诵经、念佛等佛教修持方法，使自己或亲人疾病痊愈的故事。《续高僧传》中的《感应传》对此就有很多记载。这些佛教感应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通过宗教信仰来救治疾患、避免疾疫的强烈愿望。

　　从文献记载来看，对佛教积极参与疾疫救治的记载主要集中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佛教僧人居士一方面以医术救治病人，赢得信赖；另一方面则翻译包含禅定、祛病、断苦等各种内容的佛教经典，宣扬佛教的智慧与慈悲，提供救赎之道。这也使得在数百年瘟疫频发的过程中，佛教并时而起，迅速发展。

（作者桑东辉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客座教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玺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