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彦周良（1501-1579）是日本室町幕府后期临济宗高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曾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和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先后两次分别作为日本遣明使的副使和正使入明，并将见闻写成《入明记》（包括《初渡集》和《再渡集》）。这是日本遣明使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是了解晚明时期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的珍贵史料。

策彦周良当时的路线，是从海路由明州（宁波）登岸，然后通过大运河溯水北上去北京，因此《入明记》也成为明代为数不多的行经大运河全程并且加以详细记录的文字。书中对晚明时期大运河两岸的宗教文化有所记录，包括佛教、道教，城隍、天妃信仰，以及各种先贤崇拜。不过，作为临济宗僧人，作者着墨最多、观察入微的当然是佛教寺院。

《入明记》对大运河沿岸的佛教寺院有详细的记载：不但记载庙宇的规模、格局、装饰，还有殿堂的匾额、对联的文字、书写字体等细节，甚至还记录了很多寺院的僧众数目。比如，《入明记》对无锡惠山寺的记录，从法界门开始，对每一道门、每一座佛殿、每一座亭子的门额、立柱的对联内容、题写者都有详细记录，这为后人了解晚明时期大运河沿岸的佛教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入明记》几乎记录了他途经地区全部重要的庙宇，如宁波古刹延庆寺，杭州保俶寺，苏州寒山寺、虎丘寺，常州惠山寺，镇江金山寺、焦山寺、甘露寺，徐州羊山寺，北京的大慈恩寺和大隆善寺（当时的僧录司所在地）等，时至今日，这些寺院有些已毁弃，有些建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入明记》的记载更显珍贵。

从《入明记》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大运河沿岸佛教寺院的一些特点。

一是寺院的选址大多在山林地区，环境幽静，景色秀美。这表现在书中记载的各种匾额、楹联词句中。比如，策彦周良抄录的寒山寺题咏“松风清客座”“花雨湿禅关”“寺古存仙迹”“僧闲伴鹤鸣”，虎丘寺的题咏“天光云景、玉色金声”“三吴一山”“三吴钟秀”等，生动描绘了这些寺院的外部环境以及寺院内部的幽静氛围，从侧面上还原了当时佛教寺院建筑的结构外观和风格特征。

二是寺院中有大量儒士、官员题写的匾额、对联，为寺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说明当时佛寺与儒家文人士绅交流极为密切。比如无锡惠山寺，“法界门揭‘九龙峰’三大字，石云陈淮书。额里横揭‘五里街’三大字，同陈淮书也。……又次有小门，横揭‘天下第二泉’五大字，赵孟頫书……” 

三是当时很多佛教寺院与儒家书院、道教宫观紧邻，彼此融会。如苏州虎丘寺，旁边即是“和靖书院”；而出书院之门，“过桥少许而有祠堂，檐端横额‘玄帝殿’三字，殿里横揭‘翊我皇明’”。惠山寺“门前左方山上有楼阁，盖祭神之处也，第一门额竖揭‘东岳行宫’四大字，第二楼门额揭‘五岳楼’三大字。”此外，惠山寺内即设有尊贤堂，“又有惠山十贤堂记，堂中按十贤之牌。”

四是寺院中有很多特殊的铭文、木牌，比如宁波延庆寺大雄宝殿“佛坛上中央按牌，书‘皇帝万万岁’五字”；苏州寒山寺大雄宝殿“本尊（释迦牟尼佛像）面前有牌，书‘皇帝万万岁’五大字”，此外还有“皇图永固”的钟铭；苏州殊胜寺大雄宝殿柱书“祝大明一统皇图河清海晏”；镇江金山寺大雄宝殿“皇帝万万岁”“皇后齐年”“太子千秋”的木牌，更是说明当时佛教与世俗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

从《入明记》的记载来看，晚明时期儒释道融合的程度很高。

例如，作为精通中文的僧侣，策彦周良和明朝士绅文人有很深的交流。他与宁波柯雨窗的交往频繁，柯雨窗赠予策彦周良《怡斋赋》《送行诗文卷》《衣锦荣归诗序》等，还送他数幅字画。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柯雨窗题赞《策彦禅师像》（现藏于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

柯雨窗题本的《策彦禅师像》，作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画中的策彦周良头戴“东坡巾”，身穿黑色僧服，外系黄色褡裢，结跏趺坐于方塌之上，右手置于膝头，左手捧书卷，气定神闲。赞文中说：“儒巾释裳，跏跗肃庄。琅函时张，道心清凉。容止可望，蕴蓄难量。笔翰琳琅，诗风日唐。奉表天王，踌趾宾堂。”不但生动描绘了作为佛教僧人的策彦周良的儒学色彩，也说明当时儒佛之间的交流融合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

当时佛教僧人并不过多拘泥于门户之见。比如，策彦周良入乡随俗，拜谒宁波城隍庙，“献香资者一缗”；在赴北京途中，拜谒真武观烧香并捐香资。值得注意的是，《入明记》还记载了杭州真教寺（即凤凰寺）的情况，这也是书中所记录的唯一一座清真寺：“寺门架以层层华构，犹如层塔，门中央以金揭‘真教寺’三大字。”可见当时真教寺的建筑采用的是中国化的形制，这也是当时宗教融合的一种展示。

透过《入明记》对晚明时期大运河沿线社会状况的生动描绘，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阻碍，领略当时大运河两岸佛教文化的繁盛和社会生活的样态，对于今天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李冰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姜小溪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