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2日，中国宗教法治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等高校、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及部分宗教界人士，共同探讨中国宗教法治化的内涵，分享交流在各区域及各领域内的实践经验，共同描绘坚持中国宗教法制化建设的美好蓝图。

　　与谈暨评论人·传宝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学界的各位老师，教界的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参加本次论坛，我是来自人民大学十五期爱国宗教人士研修班佛教界学员，我是辽宁人。辽宁有着共和国长子的荣称，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工业行业的萎靡，辽宁这个共和国长子似乎有些做冷板凳的感觉。但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社会法制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辽宁必将再创往日之辉煌。

　　刚刚听到前面几位领导和学者的论点，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我就结合在辽宁生活和工作情况谈谈自己对宗教法制化的几点看法。

　　今天大家以宗教法制化为主题进行讨论，我个人认为，宗教法制化是宗教中国化的必经之路。十九大提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宗教中国化成为我们学界和教界这个时期和未来长期要研究探讨的主要方向。

　　以佛教来说，经过了规范化，制度化，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化。

　　佛陀时期，佛教完成了基本的规范化，就是佛教制订了戒律。以戒律来规范僧团的行为。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不断碰撞，在唐朝时期创立了清规，实现了清规+戒律的丛林制度化。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汉传佛教不断与中华文化的融入深化，形成了一系列的汉传佛教制度，这个时期也不断的形成了了中国佛教特有的制度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政策的落实，我国宗教迈入了法制化时期。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发展理念，宗教法制化成为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部分。政界、学界、教界应该共同着手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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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想提出目前地方宗教管理和宗教界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地方对“放”和“收”把握有误差

　　十八大以来宗教督察常态化开始进行，佛教主要存在两乱和商业化等问题。但在处理这些问题中“收”与“放”的两个极端产生了对立性，导致本是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制约场所发展，或者是纵容非法宗教场所伤害信教群众情感的新问题。

　　二、教界人士对法律意识的淡泊

　　佛教教职人员的基本文化程度还是较低的，所以对法律的意识程度几乎停留在“佛教是善的，所有人都应该大力支持。”这种状态，但随着法制化社会的不断推进，这种思想已经不再适用新时代宗教传播和社会发展。甚至给一些打着佛教旗号大肆敛财和恶意渗透者提供了土壤。

　　不懂法的场所管理者同时还会给场所和教团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寺院的建设，一些场所负责人为了节省寺院资金，雇佣没有正规资质的工程队，出现问题后因一方没有法律主体，难以依据处理，无法仲裁。这就给宗教部门和司法部门带来想对你合法保护，又没有依据来保护的困难。同时因工程进度，质量等其他问题，还会对佛教在社会的名声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以上两个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地方个别宗教事务管理者和部分教界人士对法律、政策掌握的不清晰，不全面，对管理“放、收”极端化所导致。

　　因此我认为，加强团体的自身建设，发挥团体的积极作用是推进宗教法制化和宗教中国化的有效力量。一是，学界应该与地方政府建立联动机制，让学校培养出的宗教学，法学等专业人士进入团体，充实团体力量，解决团体文化水平薄弱的问题。二是、开设网络教育，让教界人士在不离工作岗位的同时就能有学习的机会。三是、引导团体购买法律服务，为规范场所管理，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及教职人员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未来佛教的发展，不是寺院的殿宇建设，而是佛教队伍的自身建设。团体力量上来了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宗教中国化的强有力量。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