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伯父赵朴初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世事如涛，心事如潮。抗疫期间，我承继伯父无尽愿，为筹备举行《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展》和出版《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精粹》纪念册，同上海博物馆的同志们一起，学习朴老文集，对照朴老年谱，参阅纪念文章，撰序言、选展品、校释文……百余日中，伯父爱党爱国、弘法护教、利乐有情的精神时时注到心头，伯父作为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伟岸形象如在眼前。
20世纪30年代起，伯父与共产党人相识相知、风雨同舟，参与抗日、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与党的几代领导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爱党爱国、参政议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弘法护教、利乐有情，始终是中国宗教界的杰出领袖。 伯父做了差不多60年的宗教工作，佛学造诣高深，熟悉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亲历了中国佛教“正常发展、曲折反复、严重挫折、恢复振兴”的不平凡历程，深知中国宗教“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的特点。他坚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宗教团体和信众的合法权益、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基石。终其一生，他坚定不移地拥护、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殚精竭虑、建言献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作用。 他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多次指出“人间佛教就是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以人为中心，建立人间净土，就是不做恶事”。他强调“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大优良传统”，常常教育佛教徒“不应当把佛教和政治对立起来看。参加政治生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正是行菩萨道，也正是修行”。他认为，人间佛教“实际上就是从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角度提的，这在佛教教义上有根据”。 佛教在恢复、振兴的过程中，伯父清醒地看到佛教界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时时处处要求佛教团体、佛学院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五个方面的建设，特别指出：虽然1980年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继后成立了灵岩山分院等十几所汉语系佛学院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但“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尤其在质量上远不能适应佛教事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他反复强调“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合不合格，将决定将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伯父的教诲，正如明镜台，尽显时弊，恰似狮子吼，余韵至今。 伯父坚定地认为“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因而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房山石经，重刻重印乾隆《龙藏》，创办发行《法音》杂志，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数十年来，佛教文化建设可圈可点，成果丰硕。 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建设，他须臾不忘倾注心血，大声疾呼奋力推进。十年浩劫后，以推动全国142座重点寺庙恢复开放为起点，他无数次反映宗教界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迫切要求，推动各地区解决久拖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建设道风纯正、法务昌隆、住持正法、饶益社会、利乐人群的清净庄严道场，为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伯父非常重视藏传佛教发展，热情支持十世班禅发展藏传佛教文化，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反对境外势力分裂祖国，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他与大师有着深厚的因缘，是“平生风义兼师友”。他们曾多次共同向政府提出各项建议，都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如一起联名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支持、指导、帮助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坚持办下去、认真办好。他教育引导佛教徒“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报四恩中报国恩就是爱国”，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佛教正信，维护藏传佛教健康发展。 他也非常关心巴利语系佛教发展。在云南视察时，伯父指出巴利语系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为云南省独有，强调“上座部佛教的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还兼有传授民族文化、群众聚会议事等多种功能”，要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教制宜，对上座部佛教的一些特殊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措施，集聚力量，帮助其发展。 他对台湾地区的佛教事业更是关怀备至。1987年，与台湾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在曼谷举行了首次会晤，迈出了两岸佛教恢复交往的第一步。1988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上，与台湾佛教组织正式恢复了联系。1998年，促成了将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分赠台湾玄奘大学供奉，在台湾佛教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99年伯父以九十三岁高龄再次亲送佛牙巡礼香港……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起，伯父领导中国佛协不断开展国际交流活动。1956年、1961年受周总理嘱托，两次护送佛牙巡礼缅甸和斯里兰卡。1962年、1963年首倡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以此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1980年，在邓小平、邓颖超的关怀、支持下，组织日本唐招提寺保存一千二百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中日友好新的热潮。1993年，日本佛教界人士于京都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中日友好、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及祝贺伯父八十八寿诞，会上伯父首次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构想，得到了韩国和日本佛教界一致认同。尽平生，促进中外佛教友好交往，无愧当代维摩、佛门龙象。 伯父时刻牢记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始终维护、捍卫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是挚友，更是诤友，是新时代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好榜样。 1961年3月，伯父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会。当会议主席诽谤、攻击中国内政和宗教政策时，伯父登台即席发言，用流利的英语严词驳斥，话音未落掌声四起。 1995年，针对十四世达赖喇嘛擅自宣布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伯父作为寻访班禅转世灵童工作班子的总顾问，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认定班禅转世灵童，正是大师生前的遗愿，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完全符合佛法根本教义的。他反复强调：我们和达赖，包括十世班禅和达赖喇嘛的根本分歧就在如何对待祖国这一根本点上。班禅大师爱国爱教，达赖则搞分裂，殊不知企图分裂祖国，实质上也会分裂佛教。 回望历史，伯父作为杰出的宗教领袖、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不仅关注佛教事业的发展，也一直关心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他曾在历年中共中央举行的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上、历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民族宗教委员会会议上，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等重要问题。 漫漫岁月，起伏跌宕。伯父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初心不改，其爱国之志、护教之心、弘法之愿，高山景行，可昭日月。仰遗德，伯父爱党报国之志当承，报恩无尽之行当继，唯期薪尽火传，慧炬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