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省民宗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省各地借助建设“美丽浙江”的大好时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宗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人文历史底蕴，积极提升其品质和内涵，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努力发挥宗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社会功能及积极作用，为助力“重要窗口”建设、维护、展示贡献力量。

　　·“临济宗”祖庭——径山寺· 径山，有径通向天目山，被称为“径山”；又有东西两径，东通余杭，西通临安，因此也叫“双径”。它地处余杭区径山镇，与临安区接壤，系天目山东南余脉，有霄峰、鹏勃峰、朝扬峰、大人峰、晏坐峰等五峰，其中霄峰最高，海拔达769米。北宋文学家苏轼曾写诗《游径山》：“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途中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相回旋。人言山佳水亦佳，下有万古蛟龙渊。”进行了生动描绘。

　　在唐朝之前，关于径山的史料，记载极少。其名，始见于唐朝诗人张佑的“题径山大觉禅师影堂”。这也意味着：唐代禅宗大师、牛头宗代表人物之一鹤林玄素(668-752年)已在此布道弘教，且具有了较高声誉。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是鹤林玄素的弟子法钦。相传，法钦(714-792年)，遵照师傅的“汝乘流而行，遇径即止”的要求，云游至径山，在顶上结草为庵、传法修行，后名声日隆、朝野皆知。

　　到了唐大历三年(768年)，法钦奉诏入京，被唐代宗赐号“国一大师”；次年，法钦回归径山，唐代宗下旨建寺。由此，径山寺开始由民间变成了官办。而法钦成了该寺的“开山鼻祖”，被后人称之为“径山法钦”。他当年结庵之处，就是以后的真庵建寺，宋乾符六年(1013年)被改为乾符镇国院、政和七年(1117年)被改为径山能仁禅寺、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宋孝宗御书额赐“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据悉，苏轼(1037-1101年)在杭州期间，曾四次到访径山，现存“东坡洗砚池”遗址。他还在径山寺推行了一项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改革——将住持由“自传制”改为“十方选贤制”，即：寺院住持，不一定本寺僧人担任，只要有德性的高僧，无论来自何方，均可担任；一旦住持不称职，众僧人可罢免之，预防将寺院变成“子孙庙”。这在当时可谓极其民主而科学，对径山寺随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径山寺，原属佛教“牛头派”，隶属于“临济宗”。临济宗，其最大特征是“接地气”，所主张的“修行”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参禅者不再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而在于最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修得成佛。对此，唐兴元元年(784年)怀海禅师(720-814年)制定的《禅苑清规》还明确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每位僧尼都参加劳动，这也为径山寺后来形成以“茶”为特色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宋建炎四年(1130年)，开始推崇“临济宗”，径山寺因道誉日隆、香火鼎盛、规模宏大，成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古刹。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径山寺被列为禅宗东南“五山十刹”之首，居灵隐、净慈、天童、阿育王等江南名寺之前，顿时名扬四海，成为“东南第一禅院”，被海内外佛徒奉为“临济宗”祖庭，于是历代帝王显贵、诗人墨客、求法僧人纷至沓来，这其中不外乎大量日僧前来求禅取理。

　　·关于径山寺· 随着时代的变迁，径山寺自法钦开山迄今，由于战乱和失修等因素，目前原有建筑基本无存，仅剩钟楼一座，内悬明永乐元年大钟一口，宋代铁佛三尊，元朝至正年山历代祖师碑一块，可谓多灾多难。从上世纪80年代起，径山寺陆续重建建筑整体；2010年10月，复建工程奠基。如今，经过数年筹建后的径山寺，虽规模上没有唐宋时期宏大，但结构上基本保留着原来的布局，整个建筑庄严肃穆、气势恢宏，再现了江南名刹之风貌。它的存在，不仅见证了唐至明时期丰厚的人文历史和禅茶文化，以及佛教中国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同时也成了中国禅宗和茶道对外传播的一个历史性符号。

　　(文字有删减，全文已刊登在《浙江民族与宗教》杂志2020年第2期)

　　供稿：省民宗委研服中心，余杭区民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