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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藏大和尚:祖庭文化及其对促进国际交流的特殊意义

来源: 浙江佛学院微信公众号时间:2020-05-14

  论祖庭文化及其对促进国际交流的特殊意义

  怡藏‍大和尚

  摘要

  就祖庭问题,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必不可少。一者,被视为祖庭的寺院,其历史上必定有被奉为宗派祖师的人;二者,被视为祖庭的寺院,必定留有能够支撑其成为祖庭的圣迹(往往为祖师舍利);三者,被视为祖庭的寺院,或为祖师生前著书立说,或为驻锡弘法。能具足祖庭资格之寺院,其中必有一项符合要求。

  祖庭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佛教宗派化之后所结出的果实。祖庭原本或为一普通的寺院,及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乃是基于宗派传承中对法脉之认可与尊崇。

  关键词:祖庭;汉传佛教;祖师;文化交流

  作者:怡藏大和尚,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浙江佛教协会会长,浙江佛学院院长。

  本文正式发表于2016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西安“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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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上》:“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其本意为祭奠于祖庙之中庭,后被用来指宗派发源地,其说法佛、道两教均有之。洛阳白马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方寺院,是中国佛教公认的祖庭,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分别有相应的祖庭。目前为止,关于祖庭的标准,学界尚未有一个公认、权威且同一的说法,但总体而言,就祖庭问题,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必不可少。一者,被视为祖庭的寺院,其历史上必定有被奉为宗派祖师的人;二者,被视为祖庭的寺院,必定留有能够支撑其成为祖庭的圣迹(往往为祖师舍利);三者,被视为祖庭的寺院,或为祖师生前著书立说,或为驻锡弘法。能具足祖庭资格之寺院,其中必有一项符合要求。如三论宗祖庭草堂寺,乃是因“三论宗”祖师鸠摩罗什大师曾于草堂寺译经传道,故得祖庭之名;天台宗祖庭天台国清寺,则是因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创天台宗于此,且后世影响深远,遂膺祖庭之名,其余诸宗亦均有类似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祖师弘法传道之地非一,圆寂后舍利去留存放亦往往有归属不一,故祖庭往往并非单一一所寺院,而有多家。如法相宗祖庭有大慈恩寺与兴教寺,前者为玄奘大师生前主持寺务,领管佛教翻译之地,后者则是玄奘大师长眠之所,二者同为法相宗祖庭,无有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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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庭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佛教宗派化之后所结出的果实。众所周知,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历史中,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略而言之,这个过程始于经典之翻译,最初为零星翻译如《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其后至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实叉难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诸大师出,诸宗经典齐备,经律论具足,乃为隋唐之际,中国化宗派的形成奠定基础。宗派之成立,首先是大乘三论宗,后有小乘之成实宗、俱舍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大乘之禅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总称十三宗,又涅槃宗后归天台宗,地论宗归华严宗,摄论宗归法相宗,故大乘八宗与小乘二宗合称十宗。十宗至唐全部成立,其中又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最具中国特色,乃中国化之佛教宗派。有成熟之宗派,而后有祖庭文化之发展繁衍。关于此点,学界亦有相似之见解,如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祖庭源于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的形成,而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的形成又与中国汉传佛教学派的出现密切相关,以至于很多人,尤其是过去很多人一般将学派与宗派统称宗派,由此观之,中国就有了十多个甚至更多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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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庭原本或为一普通的寺院,及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乃是基于宗派传承中对法脉之认可与尊崇。以此为核心,递随历史演进,祖庭就好比一颗参天大树的树根,逐渐结出花果,流芳四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把传统的中国社会界定为乡土社会,并认为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差序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用比喻的说法即是: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子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现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此,想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这个比喻来说明祖庭及祖庭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祖庭的核心三要素在前此已略加说明,其中宗派祖师(或圣迹)的足迹就好比投入水面的石子,其足迹所在之处,好比晕开的瓠纹,瓠纹四处扩散,象征祖庭的辐射面也四处扩散,其中祖师足迹所在虽有时间先后,但却无等级差别,同具祖庭资格,通过所有瓠纹,即可描绘出祖师修习、学道、传道、弘法的轮廓图,而且每一个瓠纹都具有扩散的功能,因此诸多的晕圈交织,彼此取最大值,即能得到总的流传分布情况,这个流传分布既有时间上的层积,又有空间上的扩散。总的来说,每个瓠纹来自其他瓠纹,并引起其他瓠纹,层层递推,形成蔚然状况的祖庭文化流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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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流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乃是人的因素,即宗派祖师。以玄奘大师为例。玄奘大师(公元600-664,今河南偃县人),“少践淄门,伏膺佛道”,因对各地讲筵众说分歧,所论不一有所疑惑,遂发心朝礼印度祖庭,“找寻印度之真文,以质中华之异说”。贞观三年,玄奘大师向朝廷陈表,誓愿西行求法,未获唐太宗批准,乃孤身“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经凉州出玉门关一路向西而行,越阻涉险,历尽艰难,长途跋涉,终至天竺,初在印度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游历天竺各地,朝拜佛祖遗迹,据由玄奘大师口述,其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载,大师所朝拜的圣迹有太子解衣剃发处,如来足迹石,世尊成道的菩提树,讲法所在的鹿野苑、王舍城、鹫峰、重阁讲堂及散布于当时印度各国的世尊舍利等。贞观十七年,玄奘大师学成东归,经由于阗、楼兰等地回国,于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回到长安。大师西行壮举,前后往返一十七年,徒步行程五万余里,带回的经像、舍利等凡数百件,其中佛像及佛舍利一百五十粒,佛教梵文原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大师受到朝野隆重欢迎,“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并为唐太宗及唐高宗所钦重,供养于大内,赐“三藏法师”以尊之。唐太宗赞誉其“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并要求其还俗出仕,但他婉言谢绝,表示“愿守戒淄门,阐扬遗法”,为弘扬佛法,发心广译经典,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地开建译场,主持译经前后一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在大慈恩寺授徒传法,大力弘扬唯识思想,使唯识宗思想学说体系发展的更加缜密完备,被后世尊为唯识宗的开山祖师,其生前弘法之大慈恩寺等地则被尊为法相宗祖庭,成为后人朝拜尊崇之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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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庭之贵,不在乎寺院之恢宏阔大,乃在于祖德之流芳不穷。这也正是为什么一提其“祖庭”二字,人们会情不自禁的心向往之。古语有:“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惟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祖庭”二字所代表的正是祖师大德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凡有所耳闻目睹者皆为之感动不已,为之精神振奋,为之自励自强。再以玄奘大师为例。由大师所创的唯识宗,经其弟子窥基、圆测、慧沼等大力弘扬,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唯识学思辨性过强,难以适应一般民众,故于“会昌法难”之后,唯识学典籍四散,宗派也归于沉寂,直至清末民初,才又重燃生机。诚然,唯识学在中国汉传佛教诸多的宗派中可能是持续时间较短的,但其创始诸祖师的德泽则是绵长的,为后世子孙所永远怀念。鲁迅赞誉玄奘大师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则直言大师为“千古之一人”,备受赞誉,那么大师的德泽究竟在哪,对于后人的教育意义又在哪里呢?概要讲来,大师的精神,能长久激励后人使祖庭辉光者,有四点,一者为追求真理的精神,大师出家之后,在各地参访学习,因当时传入国内的经典有限,法义不明,异说纷纭,无从获解,因此为“一睹明法了义真文”,求取真理,不惜孤身踏上万里远征,几度险险丧命,这种为法忘躯,舍身追求真理的精神殊为宝贵;二者乃是一心向道,百折不挠的精神。大师西行途中既有天灾又遇人祸,沙漠雪山不足动其心,威逼利诱亦不能触其念,一心向道,直至求取真理为止。三者乃是热爱祖国的精神。在印度,大师学有所成,在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无人能破,万人敬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但当戒日王坚留他在印度时,他答道:“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不慕荣利,毅然回国。四者为兢兢业业务实工作的精神。史载大师“专精夙夜,不堕寸阴”,自印度归来,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译经十九年,这十九年间,白昼译经,晚上继续,三更暂眠,五更复起。除译经外,每天晚饭后,还要抽出时间为弟子讲解新译经论,解答各种问题。祖德如此,乃能感召后辈,垂范千古,祖庭辉光,遗饷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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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德流芳,播于四海。祖庭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对于促进与周边邻里的关系,巩固友好起着特殊的作用。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一是农禅并重,二是注重学术研究,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纵观历史上中国与国际的佛教交流,朝拜祖庭,顶礼祖师是其中一项非常常见的交流活动,这也为彼此深入友谊的开展奠定良好础。前此一段时间,第19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东南佛国,圣地宁波”召开,巧合的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法乳千秋,一脉相承——东北亚佛教交流的回顾与展望”,围绕主题,三国代表各自就彼此交往,法脉源流作了深切的回顾,并组织参观了各大祖庭,反响良好。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友谊通过祖庭文化再一次得到巩固发展。无怪乎赵朴初会长会深刻的指出:

  “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在地缘环境上,我们山水比邻;在文化习俗上,我们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们一脉相承。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黄金纽带。这条纽带史自有来。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黄金,至为坚固、至为宝贵。黄金纽带,这是我们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共同拥有的财富。这笔财富是无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显得宝贵。”赵朴初会长把佛教文化,当然也包括其中的祖庭文化比喻为中国与韩国、日本两国彼此合作交往的黄金纽带,通过其纽带作用,三国的友谊得以延续发展,坚固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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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确然如此。根据史料记载,佛教于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公元6世纪,佛教又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自此以后开始三国佛教界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友好交流历史。在这段历史期间,有诸多的韩、日高僧来访参学,或朝拜祖庭,或寻师问道。

  高丽王族僧统义天(公元1051-1101),因发心振兴教纲,浮海抵宋,朝拜祖庭,兼访明师。他先后游历了开封及浙江杭州等地参禅问道,后来朝拜天台祖庭,并追随杭州惠因寺净源法师修学天台宗和华严宗,曲尽其妙,归国后“发愤忘遐”,致力于弘扬佛法,创立了本国天台宗,值得一提的是,义天后来送还《华严经》三部共170余卷入慧因寺,弥补了中国因唐末、五代教难、兵灾所造成经籍失散问题。慧因寺因此也称高丽寺,见证了中韩世代友谊。

  八世纪中叶,应入唐日僧邀请,鉴真和尚不畏艰险东渡日本,六度重洋,以致最后双目失明,终于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抵达日本。在日期间,他被圣武天皇委任为大僧纲,掌管传律事宜,在日本东大寺创设戒坛,并创建了戒律道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至今日本民众仍然高度崇敬鉴真和尚,深情地称其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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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台宗创派祖师最澄(公元767-822)于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乘坐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吕的使船入唐,因病在明州(今宁波)作短暂的停留,后乘船朝拜天台宗祖庭天台国清寺,并跟随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天台佛陇山行满座主、国清寺僧惟象等系统学习天台教义,学成归国,大力弘扬天台宗,并创立日本天台宗,圆寂后被追赐为“传教大师”。日本临济宗的创派祖师荣西曾两次来华学习佛法,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师从浙江天童寺的虚庵怀敞大师学习禅宗,在虚庵怀敞细心的引导下,他得以了悟见性,并承继临济宗法脉。为报答祖庭及授业恩师之情,荣西不辞劳瘁,多方相助虚庵怀敞修复天童寺。据楼钥《天童山景德禅寺千佛阁记》所载,当时虚庵怀敞主持天童寺后,见寺内千佛阁年久失修,行将倾圮,因此有重修之意,但苦无良材。荣西知道之后,便毅然请曰:“思报摄受之恩,糜躯所不惮,况下此者乎?吾忝国主近属,他日归国,当当致良材以为助”。果不其然,过了两年,“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由于木材到位,千佛阁顺利建成。千佛阁可以说是祖庭文化最为生动的体现,不仅体现了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同时也是深切的报恩之心的体现。日本曹洞宗的创派祖师希玄道元,于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入宋。游历天童、阿育王及径山等寺,并最终得法于天童寺长翁如净,回日本后建永平寺,创立日本曹洞宗。其后日本曹洞宗便尊天童、雪窦(因天童如净师从雪窦智鉴禅师)为其祖庭,后世交往不绝。

  由以上中韩日三国的国际交流来看,祖庭文化不仅仅体现为对特定寺院的简单认可及彼此之间的教授与被教授,由此更进一步,是彼此之间的心与心的交流,是相互的感恩之情,以及由感恩之心所激发而出的对彼此友谊的坚定护持,人有感恩之心则世界和平,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亦是如此,缅怀祖德,共续和平未来,或许是祖庭文化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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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张伯良,汉传佛教在西安的祖庭和祖师(上)[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院刊,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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