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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

来源:微信公众号“ 微言宗教 ”时间:2020-10-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地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2017年,“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和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成为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近期,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西藏调研时强调指出:“要以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为重点做好宗教工作。”这些都说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新时代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命题,从古贤所谓的“华化佛教”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由此它成了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课题,标志着“宗教中国化”实现了从学术名词到政治概念的转向,从学术内涵到政治蕴含的转向,可谓是老命题的新使命、大担当。根据我的理解,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应从以下三方面切入。


     一、学理依据

     (一)从中国传统诠释学理论看中国传统诠释学主张,一方面提倡我注六经,即疏不驳注,注不驳经,另一方面又强调六经注我,即王夫之所言“六经责我开生面”。这样,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形成了锯木往复式的拉锯效应,使拉锯效应所造成的阐释学循环是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宋明理学提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古典文献《晏子春秋》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苏东坡还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等。藏族民间也有所谓“解释者比原作者更善巧”之说。例如宗喀巴大师对印度佛教般若中观的理解和诠释比某些印度人更善巧。比如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必修经典“五部大论”,原作者是印度佛教学者,但对它的解释基本上都采用了藏传佛教学者的注释、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更适合于藏族人,藏族人更容易理解。这就是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特点。

     (二)从中国佛教诠释学理论看佛教诠释学提出,佛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佛教的觉解本体论,它所呈现出来的便是经典文本、经典作者的原创性、普遍性、开放性与理解者的差别性、前见性、处境化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它的理论基础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对此,中国汉传佛教高僧法藏的解读是“万象纷然,参而不杂。一切即一,皆同无性;一即一切,因果历然”“一多相容不同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的阐释是:“俱生和合大印盒、五俱一味四种字、能息能断大圆满、中观正见引导等。各个安立多名言,通达了义教言者,及有证验瑜伽士,考察之后即明见,究竟旨趣落一处。”这是说,佛教的根本义理是一,其表达方式是多。这也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诠释学的两大重要特性:本土化和时代化,可以说,当代哲学诠释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强调了任何传统或观念要持续存在,就必须进行本土化、时代化。时代化,是从时间方面说的,本土化则是从空间方面说的。因此,时代化与本土化可以说是包括外来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活着的时空存在方式。任何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必须进行这种时代化和本土化的转向,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际就是这种时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

     这便是诠释学讲的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也就是说通过翻译,将一个陌生的意义系统转换到我们熟悉的意义系统里来,使之成为我们自身意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持续地发生效应,发挥作用。这说明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是自然而然必然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便是佛教等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

     二、本土特色

     佛教在中国内地传播发展了2000多年,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传播发展了1300年。这就说明外来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无论处于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还是处在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它的中国化是自然的、必然的、合理合情的,是不可抗拒的。汉传佛教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经历了格义的佛教、教门的佛教、宗门的佛教三个阶段。方立天先生将其总结为五个阶段:格义式哲学的产生、玄学化哲学的流行、学派哲学的兴起、宗派哲学的繁荣、心性哲学的合流,提出汉传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形成、鼎盛、衰落三个阶段。于此也可概括为低潮、高潮、退潮三个阶段。藏传佛教的中国化,依照史书记载,经历了前弘期,分治期或曰冬眠期,后弘期三大历史阶段。我们从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与制度四要素的层面来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问题:

     (一)从佛教的思想观念层面看,当佛教传入西藏不久,当时的藏族人理解不了佛教的经、论、律三藏文本,戒、定、慧三学思想。松赞干布就用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巫师、谜语、故事三大思想支柱来比照,解释佛教的经典经、论、律和佛教的概念戒、定、慧。松赞干布这样用藏族人的先入之见,即本土思想范畴来比较、解释,当时的藏族人听了就豁然开朗。例如在汉传佛教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汉族高僧用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思想来比较、解释佛教大乘般若中观的“空有”之义,从而形成了魏晋玄学视域与佛教般若中观视域相融合的汉传播佛教的般若中观论,即所谓的“六家七宗”学说,它是汉传佛教,而在思想上又是带着魏晋玄学的特色。从而在思想义理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再比如唐代的李通玄、澄观、宗密等佛教学者用周易的思想中元、亨、利、贞“四德”来配对佛教的常、乐、我、净“涅槃四德”, 还用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来配对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二)从佛教的组织制度层面看,藏传佛教中形成的活佛转世制度,印度佛教中没有,它是印度佛教的三身理论与西藏特定背景下的师徒传承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社会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批准和封授。

     (三)从藏传佛教的神灵和仪轨方面讲,藏传佛教各宗派吸收了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仪轨形式,如朵玛、插箭、煨桑、风马 ;藏传佛教也吸收了苯教的诸多神灵,如十二丹玛,十地菩萨阿尼玛卿、八地菩萨阿米达龙、五地菩萨阿米夏群、藏人大师菩萨、佛等。

     (四)从佛教经论翻译的角度看,历史上我们的先贤智者将印度佛教的经、论、律经典文本从印度梵文翻译转化为中国的汉语言文字、藏语言文字,这种话语转换、意义转换从更深层次、更广意义上实现了佛教中国化。

     三、时代特征

     佛教讲“随顺世间,随转众生”;藏传佛教讲“觉悟等齐于佛,行为随顺于人”。佛教无国界,但每个佛教徒都有国籍、都属特定的国家,国土在则佛法在,国土安则佛法兴。历史上汉传佛教的法师道安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是从佛教高僧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因此,佛教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如理如法,契理契机是佛教的题中应有之义,基本义理所在,也是自古至今中国佛教传承、弘扬和践行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因此,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始终坚持爱国爱教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要不断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决定了,当前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界人士必须要立足中国本土,植根中国文化,融入中华民族,适应中国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宗教教义教规要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坚持五个认同,即不断增进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综上所述,要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既要保持藏传佛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义,基本修持,又要坚守中国立场,坚持中国本位,在藏传佛教设施、礼仪、神灵、体制、教义等方面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努力寻求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方式。既谨守师法,强调师徒传授,又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积极认同主体文化,运用会通创新、嫁接求异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促使藏传佛教教义同中国文化相融合。既注重藏传佛教教义的传承渊源与义理原旨,又在某些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植入中国思想元素,体现中国思想特质,展现中华文化气象,不重复不相类印度佛教的面相,这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 惠晶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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